所以现在在政治哲学下，对普通法的批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它的法院缺乏民意基础，丧失与司法检察权、与规则创制权的联系，经常扮演的是凌驾于语义之上的角色。

[16]但是，无论是认为对有关行为的干涉违反还是不违反第10条，其前提都是肯定这些众所指责的行为属于第10条所规定的表达自由的范围。[26] 政治表达并不限于高度政治性的问题。

不仅媒体有义务传输，公众也有权利获得。即使从条文规定看，也不能否认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关于表达自由规定所具有的比较细密的特点。[38] 前引Autronic AG案判决，para. 47。因为，从上面例子的引述以及阅读该法院的其他判决就会发现，对干涉行为是否具有合目的性的审查和阐释，是其判决的一个主要内容，并花费其大量笔墨，而且这项工作还与下面我将论及的有关合比例性的判断——也即最终决定是否违反公约——直接相关。从发展趋势看，表达手段还有可能扩及各种电子信息系统。

[87] VEREINIGUNG DEMOKRATISCHER SOLDATEN ?STERREICHS AND GUBI v. AUSTRIA Judgment, 19/12/1994,A302，para.31.该案涉及的情况是，有关当局禁止在奥地利军营中散发一种军事报纸。[114] 对于必需这一标准，不能加以绝对地适用，而要估量不同因素。二是将原则立场运用于具体个案事实所做的具体审查和判断。

这里，我想还可就此特点作进一步考究，即从欧洲人权公约整个监督机制的角度，对构成该法院的特点不加限制作进一步限制。[33] 参见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376 US 254（1964）。有研究表明：与人权公约其他领域的权利不同，在表达自由权问题上，对公约的违反往往产生于国家的能动行为或故意行为，而非国家的消极和冷漠。[108] 前引The Sunday Times案判决，para.59。

针对这些指控，欧洲人权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认为：该规定并没有说明广播电视是否要公营或私营，以及是否可由国家垄断。一般认为，该条对信息和 观念的区分清楚地表明，表达自由并不限于作为信息的各种可证实的事实资料，它还包括意见、批评和各种理论思考，即意见和观念。

在Barthold案和Markt Intern案的判决中，该法院讨论了德国的判例法[79]。正如该法院在Market intern案的判决中所说： 第10条第一款并不只是适用于某些类型的信息、观念或表达形式。……藐视法庭法所涵盖的各种行为，多数与法官的地位或法院和司法机制的职能相关，因此，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是该法的目的之一。[27] 前引Thorgeir案判决，para.64。

从成员国政府方面看，它们往往认为对表达自由的干涉仅限于事前审查，而针对表达自由行使的结果加置法律后果，则并不与公约第10条抵触。显然，在当今欧洲的政治哲学中，表达自由首先是政治表达的自由。……技术方面的控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给予还是不给予许可也应该考虑到其他条件因素，包括申请设立的广播站的性质和目标，它在国家、地区和某个地方范围内所可能拥有的听众，某个具体听众的权利和需求，以及来自国际法律文件的各种义务等。[61] 11． 要求当局提供其（利害关系人）高祖父1948年非自然死亡和将其财产收归国有的档案材料。

[23]这种理解也为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判所认同。该法院在判决中总是肯定干涉的合目的性。

[30]在Sunday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承认激烈甚至有敌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合法正当性，而不论它们是多么地为被批评者所愤恨。从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判看，这也正是其解释和推理的起点。

[81] 参见Council of Europe(ed.),The exceptions to article 8 to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7，p.10。在本案中，国际电信法的有关规定是高度技术和复杂的。要正视并肯定这种多元的现实，就必须克制偏好，倡导容忍。进而言之，多数人尊重和相信法院履行其职责的能力。[25] 4.表达的种类 从表达内容的性质上看，各种表达大致可以区分为政治表达、艺术表达和商业表达三种类型。没有一种关于此需要的概念，就无法对因此而必需的限制作出评价。

[11]没有表达自由，就不可能展现出多元、容忍和思想开放，也就不可能有民主社会。它们是：不受酷刑和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对待或处罚的权利（第3条），不受奴役和强迫劳动的权利（第4条第一款），对于行为发生时国内法或国际法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不得判罪的权利（第7条第一款），以及对犯罪的处罚不得重于犯罪发生时所适用的刑罚的权利（第7条第一款）。

例如，在论及国内裁量的范围在维护道德和维护司法的权威两种目的之间的不同时，欧洲人权法院写道： 在涉及第10条第二款所列的每一个目的时，国内裁量权的范围并不相同。研究表明，甚至对于一些众所指责的表达，欧洲人权法院立场也是如此。

按照欧洲人权公约原有的监督实施机制，有责任监督签约国履行义务的机构主要有三，即欧洲人权委员会（1954年设立）、欧洲人权法院（1959年设立）和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这些因素包括所涉及的权利的性质，干涉的程度即是否与所追求的合法目的成比例，公共利益的性质及其在所涉案件情形下要求保护的程度。

即使从条文规定看，也不能否认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关于表达自由规定所具有的比较细密的特点。[105] 前引Handyside案判决，para.48。这一点体现在包括第6条在内的公约的若干规定之中，而就道德一词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34] 参见前引LINGENS案判决。

如何判断和决定这种合理程度？对此，该法院在Chorherr案的判决中总结概括地写道： 法院重申，要求国内立法所具有的准确程度——不可能在任何案件中提供所有的行为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规范文件的内容，它所要涵盖的领域，以及它所要规范的那些人的数量和身份。参见Council of Europe(ed.), Digest of Strasbourg case-law relating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Vol.3，p.459。

一般原则是保护自由，例外是对其限制。首先，法院明确地把表达自由认定为民主社会的根基之一，认为确认和保障表达自由的牢固的理论基础在于其在民主社会中两个最基本的作用：其一，表达自由对于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和进步发展起着根本作用。

[110] 参见前引Muller案判决，paras.40-3。人们普遍认为，对不同观点的容忍是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个最根本的方面：它为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所必需，为非正统的主张和观点推翻谬误的正统主张和观点所必需。

[64] 控告数量的急剧上升，使得欧洲人权法院疲于应付。[65] 新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内部建立了审查和决定有关控告是否可以被受理的机制。表达自由的重要性，首先也产生于它与政治过程的密切关系。这里，我要特别感谢Lisa Stearn女士的周密安排和热情帮助，作为项目主持人，我想没有比她更能干的了。

[36] 关于商业表达，欧洲人权法院在Market intern案的判决中写道：尽管作为文章作者的某出版行向读者征求的信息涉及的是某邮购公司的商业实践，同时很清楚的是，系争文章所指向的是有限范围的商业人士，并不直接涉及公众整体，但是，它表达的是商业性质的信息。因此，法律的准确性或可预见性不可能是绝对的，它只能是一个合理程度的问题。

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对于该规定的解释和适用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关于许可证的规定（Licensing provision）是否意味着国家可以垄断广播电视影视业，或者说，是否意味着国家在批准设立广播电视影视业方面拥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欧洲人权委员会曾经认为，如果歧视性地否定利用传播媒体的可能性，则会引发是否违反人权公约的争议。

就当今世界大势而言，谈人权而不关注其实施，那真是一种奢侈。以表达主体的身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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