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类似观点参见刘绍先、张传毅：《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法律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山东审判》2010年第1期。

这四个修正案涉及31个条款，改动的内容非常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涉及了新的宪政设计，构成了修正案版的新的宪法精神.[43]具体一点说，四个修正案共31条，其中涉及序言的5条，涉及总纲的16条，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2条，涉及国家机构的7条，涉及国歌的1条。[35]至于我的政治宪法学，则更是从来就强调规范主义的宪法价值，我多次指出这一点。

从现代宪制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宪法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任何一部现代宪法都来自人民的制宪过程，具体一点说，都来自人民的革命建国与政治赋权，都是一个非常政治时期的产物。[2]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讲演和讨论，并没有形成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以及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对话，只是冲击了中国主流宪法学的研究氛围，绽露出一些重大的、一直被主流宪法学遮蔽的中国宪制问题。其实，应该指出，任何一部现代宪法，都是政治宪法，或者说，都具有政治宪法的意义，例如，英国的王位继承法案、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案，它们作为英国的不成文之宪法，美国的联邦宪法以及修正案，法兰西共和国诸宪法，德国的魏玛宪法，明治维新之日本国宪法，乃至中华民国宪法，等等，谁能否定它们之为宪法的政治性以及其中的制宪建国之人民的政治决断呢？所以，政治宪法并不外在于现代宪法，或者说，宪法并非只有宪法性而无政治性，宪法性本身就是政治的，就是人民创制宪法的政治性本身。在他们看来，政治宪法学不是宪法学，而是政治学，是以政治代替宪法，以政治社会学代替宪法解释学。后续回应参见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宪法的局限性》，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49]但政治宪法学却与此对立，高度重视宪法的历史主义，我们认为，理解中国乃至西方诸国的宪法只有置于它们各自的历史场景中，置于各个现代国家的人民革命制宪和光荣复辟的宪法结构中，才能真正理解宪法的实质和精神，才能理解规范的生成与宪制的改良与进步，才能获得司法宪政主义的生命之源。所谓政治宪法就是完成从革命主义向宪政主义的转变，立党为公，依宪治国，实现公民社会的法治国家。马克思指出，在1850年3月10日补选活动中，形成了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大资产阶级的垄断财团。这种社会共和国只能采取立宪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我曾在1995年《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和1996年《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两本小册子中，都把实事求是、自由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所有类型的阶级国家都具有统治职能（也即专政职能）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管理众人之事更多依靠宪政民主体制，所以，从这一意义上也可视其为宪政职能），专政是阶级国家统治职能的体现，并将随着阶级国家的自动消亡而消亡，那时候，就连民主（即多数强制少数服从的决策机制）也将被自由人联合体的高度自治与共同体协商决策制度所取代。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民主，反宪观点认为那是针对蒋介石的。

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同时，在特定语境下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全民选举的批评，并不等于说列宁因此就要彻底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支持的普选制。对这些现象，我在拙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中都有论据扎实的揭示，并主张当代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理应汲取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要超越自由主义制度文明的内在矛盾，探索和开创社会主义制度新文明。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在马克思看来，这时候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就是秩序党的法律，就是反民主、反宪政、反人民、反革命的法律。譬如，皮埃尔·勒鲁起草了《民主、社会宪法草案》（1848年，巴黎）。所以，如果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看成是宪政的话，这是宪政的彻底形式，但也是它的最后的形式。那么，我不得不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回答他们：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

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有人认为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批评式语言，在学术上不够严谨，虽然中国的宪政制度很不成熟完善，宪政实现的水准较低，甚至宪政一词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而一度敏感，但事实上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宪法总体上得到了基本实施，宪政建设也一直在缓慢推进中。

中国当代的愚蠢透顶的反宪派想用红色共和国这个概念来否定立宪共和国，实在是打错了算盘，只能偷鸡不成蚀把米。而与他们对立的秩序党则是保守主义的反宪政派。

1849年6月的护宪运动失败后，法国政府加强了对于红党的打压行动。[73]公社也即社会共和国的终极目标是没有阶级、没有专政、没有国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8] 可见，即便假定汪亭友能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19世纪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反对过一切形式的宪政且包括反对社会主义宪政，那么他也难以论证21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就可以否定立宪共和国、不要宪政建设。不过，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所提出的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一体建设工程将有助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这一历史进程。[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

一战、二战人类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与沉痛教训，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胜利，都迫使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走上了全面改良的道路，而在其内部，民主社会主义等左翼力量则利用普选权等宪法权利通过激烈的议会斗争与民权运动发动了和平演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终于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为部分社会主义化了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种共和国也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因而这种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取而代之。

——作者题记 近来，以沉重忧虑的心情好心提醒我保持缄默的亲友多起来了。但是，废弃了民主宪政的议会共和国已经失去了社会的共鸣，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

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了新政府，也即国防政府。[17] 汪亭友在这里显然已经陷入了逻辑混乱，一边说要保留封建特权的宪政派的观念落后于共和派，一边又说如果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看成是宪政的话，这是宪政的彻底形式，但也是它的最后的形式。

民主地生活意味着可以组建结社团体，民主地生活意味着可以在结社团体内部通过自由选举来任命自己的领导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教条地恪守马克思的具体论断与观点（譬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与消灭私有制等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着力推进社会主义），而是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为认识武器，以实事求是作为根本思想方法，结合中国国情、时代特点与人民新期待新要求，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51]在马克思看来，红党也即社会民主派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52]。事实上，立宪派或宪政派在19世纪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特定的涵义。

——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 ——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

可见，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宪法的全面实施，都必然与既得利益形成深层次矛盾，而既得利益者作为反宪派出现是由其自身利益所决定的。他说：不要忘记国家在君主制度和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这还是一种人民的统治吗？还是一种民主专政（即对民主制的保卫）吗？如果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的专政职能仍然不断强化，那么国家又如何自行消亡（恩格斯语[26]）呢？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并得到巩固之后，共产党必须由一个以阶级斗争和专政为革命手段的革命党转型为一个以共和共治共富共赢（缩小阶级差别）和宪政治理为执政手段的执政党，这时候，虽然国家的专政职能仍然伴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但专政职能渐渐退隐到宪政职能之后，只有在共和国危亡的紧急状态下才会走到前台发挥政治统治与暴力震慑或武装保卫功能。将宪政作为宪法学的基本学术范畴是中国的学术传统，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在使用这一概念，而在宪法学的专业话语中，宪政概念更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提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恩格斯晚年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派力量有时候也会压倒反宪派力量，政治改革开始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进展，而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变化，认为存在着两个资产阶级，即一个怯懦的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实现统治秩序的暂时利益，背叛并牺牲自己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坚持过的宪政民主理想及其进步倾向，暴露出其怯懦保守性甚至是反动性，反对落实宪政，主张加强资产阶级专政统治）与一个具有自己革命历史的资产阶级（为了忠诚于自己在革命历史中所形成的民主共和的宪政理想，而不怕牺牲统治秩序的暂时利益，以实现其更为根本的长远利益，充分体现其制度自信及其进步性，支持落实宪政）。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指社会共和国——笔者注）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尤其是近几天来，在某报刊连登三篇使社会主义蒙耻的反宪文章。我所讲的真话不一定都是真理，也可能有谬误。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页。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以宪政建设与宪法共识作为根本保障。

[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人民应该参加国家的管理。

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还明确指出：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我们今天所说的宪政的一般概念是指以宪法规范（尤其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配置及其运行机制）为依据规限国家权力，而在宪政运动史上，对于公民的宪法权利的扩大、促进及其实现是推动宪政建设的一种最为根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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