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所以，以总纲部分为依据的立法更应重视其形成之义，规划未来发展前景，但是这些前景目标的实现受制于很多因素，如国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等。

然而，该条款遭受冷遇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对其缺少观点。就此而言，法教义学不仅在工作前提上，而且可以在分析的基础上安然地将之视为我国宪法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

阶级斗争条款既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条款，也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条款。对于一个宪法学者来说，断然宣称实在宪法的某个规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令人信服的法学意义上的论证。于此可见，公民身份的平等性与其社会地位的可互换性为政治斗争（包括如本文所论涉的阶级斗争）设定了一个真正文明的宪政框架。这段反映了1982年宪法仍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带着‘文化大革命后阶级斗争的某些痕迹，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因，几次修改宪法很少有人要修改这些内容。遗憾的是，翟小波将其作为普遍的真理予以颂扬了。

由第二款款第一句可知，本条第一款关于国体的规定应属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是我国的根本制度。阶级斗争条款包含三个重要的概念：人民、社会主义制度、敌人。4.判决形式多样化，如立即失效、检讨修正、定期失效等。

而国家权力的领域则主要限定在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组织、职权和权力行使的事项，下文的讨论也是专门针对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领域而展开的。[6][7][8][9][10]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17、5、148、158、157页。以近几年颇受社会关注的审计监督权为例：审计监督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它始终以财政资金的运行为中心，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鉴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立法权施加一定的控制以使立法具体化保持一定限度。

[19]然而，如何做到法律用语简明，立法者所立之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行政规章、条约和协定，都是实质法律。

同样，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对公权力的运行也会产生较大影响。[15]即相关立法是否存在和受规范领域内人们的一般认知。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相应的立法，制定有关立法的内容结构布局、规范表达方式、语言使用等方面的大致标准，以此构建对立法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机制。[3]黎建飞：《社会保险立法的时机、模式与难点》，《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立法评估也有二次立法之称，虽然事前对立法进行的诸如成本效益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立法质量，但是，一部法律的质量究竟如何，最终还要看法律的实施效果，看他所满足调整社会关系的程度和深度等。[4]另一方面，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25]基于此，我国立法机关可以尝试按照立法依据、宪法规范、调整领域的不同进行类型化处理，以确立具体化程度的不同标准，从而实现宪法对立法权轻重有别的差异化控制。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二)构成立法不作为，虚置了宪法委托 由于基本法仍然不免是其他万法之母法，并且对所规律的问题，亦须唯有立法者再定法律来规律之，因此基本法职能规定纲要、原则，具体形成即是立法者之职责。有学者进一步归纳总结为：大法官对法律明确性的要求原则着重两点，首先，法律文字对于受规范者在主观上是否意义非难以理解，亦即藉由受规范者本身之专业知识及一般社会通念可得预见。

同时，在设定立法评估标准时，有必要把规范的明确程度是否符合法的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作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并赋予一定范围内的主体可以基于违反明确性原则而提起宪法监督申请的权利。不难发现，法律明确原则的判断过程中伴随着法律保留原则、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权力分立原则以及个案领域的特殊性等因素的纠缠。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出现的重述宪法规范表述的立法行为无疑属于后者。①如审判独立如何理解的问题，《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由于规范表述趋同化导致审计监督权独立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审计署如处在风口浪尖上一般，如履薄冰，不能轻装前行。国家机构部分：第59、72、73、77、78、86、90、91、95、97、99、102、115、124、125、126、130、131条。[11]胡锦光、王锴：《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从理论上来看，这些表达就是典型的宪法委托，制宪者通过宪法对立法者进行委托以期其就上述事项有所作为，所以就上述领域制定法律尤为重要。

法律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所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劣影响着其生命力。在本文看来，宪法的根本精神就是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人权，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有赖立法的具体化。

  注释: ①本文所言的基本权利领域主要限定在关系到基本权利内涵的界定、限制、剥夺的事项。第二则是客观上司法机关是否对于该项规定之意义得以认定及判断。

此外，对约束立法权而言，法明确性原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仔细观察我国宪法关于这几项国家公权力的规定，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权力独立行使的程序和样态都明确委托给法律进行具体规定，具体表述方式均为……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权，不受………干涉。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概念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内涵的高度不确定性。为了让法律生命力更持久，积极开展立法评估极为重要。做到质量至上，法律法规应当成为全优产品。(一)模糊宪法与法律二者之间的功能界限，不利于宪法实施 宪法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和法律体系的基础，因此构建政治统一体与创制法秩序也就成了宪法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承担。

苟为国民者，皆不可不通晓之。立法质量好不好，归根到底还要看其适用情况，看起能否经得住实践的考验，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就是‘立法后的验证，换言之，立法后的评估更能检验立法的质量。

此时，法律的具体化功能没有任何展现，宪法规范的原则性依然故我地延续到法律中。就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领域的宪法规范表述特点来看，吾人可以相信，立宪者系希望立法者续其未竟之志，而为一定之作为。

[21] 提高法律规范表述的明确性也应该充分重视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价值。公共利益与公民基本权利休戚相关，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物权法》第42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并未详加说明，只是照抄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

[21]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7页。对于为受规范者所得预见的理解，从大法官会议所作的解释案来看，它强调的是相应规范的有无[14]和合理谨慎受规范人施以通常注意力下的认识与判断。法律用语力求简明，减少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这对提高法律规范表述的明确性起着重要作用。从公权力的运行规则来看，法无授权即禁止，模糊的规范断然不利于划定权力的边界，势必为膨胀性的权力留下恣意的空间，所以明确具体之于国家机构而言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我国法院和法官在理解和适用宪法上存在有限性的现实。  三、具体化限度的保持与可行性方案的选择 在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承担着违宪审查的责任，在其所做出的诸多解释案中，法律规范表述是否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曾多次被作为声请释宪的原因提出。

而在国家立法中，仍不乏与此相似的景象，以宪法为范本照抄照搬或转述，笔者统称之为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对此，在判决中常用到的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特点：法律明确性之要求，非仅指法律文义具体详尽之体例而言，立法者于立法定制时，仍得衡酌法律所规范生活事实之复杂性及适用于个案之妥当性，从立法上适当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而为相应之规定。

同时，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也不利于宪法实施。为了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一个法律制定出来之后，一般还需要制定实施细则，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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